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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因业务往来，清安公司欠方成公司100万元货款，双方约定2006年10月1日前偿还。之后，因方成公司管理层出现变动，对该笔债务未采取任何清理措施。2012年3月15日，方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该笔债务未作处理，遂向清安公司出具询证函，该函载“截至2012年3月15日贵公司尚欠我公司货款100万元，贵公司若予以确认，请在确认栏盖章后将函件寄回我公司；若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我公司处理。”清安公司经确认属实，遂在确认栏加盖公章。2012年4月1日，方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清安公司给付100万元货款。

　　被告清安公司对欠款事实不表异议，但认为该笔债务于2006年10月1日履行期限届满，原告自其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并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故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原告丧失了胜诉权。

　　【争议】被告在询证函上确认债务的行为是否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此，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理由是，原告询问被告是否欠款，应当包含原告要求被告还款的意思表示，否则原告无需请被告确认欠款事实；被告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的行为，亦应包含其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否则，被告无需确认其欠款的事实。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理由是，原告向被告发函询问是否欠款以及被告复函确认欠款的行为都只是确认一个事实，即被告欠原告货款100万元。但是，该函件中既没有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被告愿意偿还原告欠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不构成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

　　【评析】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即原被告之间确认债的行为不构成被告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理由如下：

　　一、确认债的行为系客观事实的外化

　　客观存在的债，不会因双方当事人未进行书面确认而消失。但是，双方当事人的确认行为则为权利人进一步寻求权利救济，特别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证据。因此，就双方当事人确认债的行为而言，其法律意义在于为查清法律事实提供了书面形式的证据，并能够凭借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证明证实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将客观存在的债通过证据展示予以外化。

　　二、债是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基础

　　没有债，就没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债的存在，系诉讼时效抗辩权存在的基础。正因为债的存在，才使得债务人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基础。债不会因为权利人没有及时主张而消失，但权利人未在法律规定的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的一段时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则可能因此在寻求司法程序救济权利的过程丧失胜诉权。这就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意义所在，即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消失，相反，正是基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义务人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受到司法采信的情形下，权利人的诉讼主张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因此，确认债的行为，与当事人是否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没有关联性，将义务人确认债的行为理解为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没有法律依据。

　　三、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司法审查

　　基于上述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审查义务人是否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权利人做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时，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义务人明确表示愿意履行义务的。这种情形下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司法审查中容易做出肯定性的判断。实践中，催收函系权利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的常见形式，对权利人要求义务人限期履行义务，义务人做出积极回复，表示愿意履行义务，自然可以认为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

　　（2）义务人未明确反对履行义务的。即使是催收函，在权利人要求义务人限期履行义务的情形下，义务人未明确以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予以抗辩而拒绝履行，只是做出了消极回复，如仅确认收到催收函，但未答复权利人具体履行方式和期限等，亦未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应视为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此外，在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还有对账单、询证函、确认函等形式的往来文书，若在这些文书中除了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的事实，权利人亦做出了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义务人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履行义务的，亦未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应视为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但若对账单、询证函、确认函等形式的往来文书仅要求义务人确认债的事实，并不包含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则不能因为义务人确认债的行为而认定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

　　2、义务人主动作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权利人予以确认。实践中，义务人向权利人做出积极的意思表示，表示愿意履行义务，只是请求权利人予以宽限履行时间或者变更履行方式等等，权利人予以确认后，可以认定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在义务人不能继续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权利人寻求权利救济时，义务人不能再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

　　3、义务人虽主动为一定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义务人向权利人发出的对账单、询证函、确认函等形式的往来文书中，义务人仅请求权利人确认债，但未明确表示自己将继续履行义务，亦不能依据上述文书推定义务人具有继续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则不能认定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

　　综上，义务人是否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应就义务人是否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做出了愿意继续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进行实质性审查，而不能流于当事人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表现形式，亦不能将债的确认行为理解为义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讨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理论渊源

刘成江


　　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是行政处罚当事人在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人权与宪政是近代政治的全部内容，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是通过宪法实现和保障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立在主权在民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宗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告知程序，既是对当事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程序法基础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现过程主要是一个程序化过程：其一，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的原则主要是程序原则；其二，法治的实现过程依赖于程序，没有程序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至上”，对于政府权力而言，这意味着在法治状态下，静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边际约束”；动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但是，政府权力同时又是法律授予的。在这一意义上，法治理念似乎暗示，必须先授予权力，然后必须对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法治所强调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核心，不在于从实体上对法律授予的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而主要是从程序上要求政府权力必须理性地而非恣意地或专断地行使。行政权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渗透，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行政权的膨胀也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带来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靠实体的限制，即“管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不得不在实体上赋予政府以强大权力的情况下，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必须诉诸程序，“程序的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实体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通过行政程序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行使的效率，平衡行政权和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将政府权力纳入具有理性结构的程序之中，并运用程序制度来防止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是整个法治过程中人们一直不断努力的重心所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实质即行政程序的确立是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行使行政权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三、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行政知情权基础
　　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获取，知晓行政活动的宗旨、原则、依据、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它是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行政公开的突出权利，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文明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认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并且确立了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制度。
　　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第42条第1款规定：“联邦议院的会议公开举行。”这是较早确认知情权的一部宪法。德国于196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标准草案》和197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在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处分作出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有查阅案件卷宗材料的请求权，给予当事人表明意见的机会，从而确立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
　　日本在1962年公布了《行政不服审查法》，确立了一种“教示”制度，即行政厅在作出可以提出不服申诉的处分时，应主动或通过申请给当事人以“教示”，告知受处分人是否可以申诉，向哪一机关申诉、申诉的期限等以及教示错误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以上各国有关行政知情权的立法，其共同之处在于对行政知情权的确认与保护是通过行政处分中的告知或听政程序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也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法律通过设立告知程序来加以保障。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影响其权利的行政处罚时，都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告知与行政处罚有关的内容、理由、依据及其应享有的权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