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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事件的案犯触犯哪些罪名？

洪碧华


[摘要] 备受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已经结案，造假者得到应有的下场，主管部门的党政官员被问责处分，违法的企业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究竟违反哪些法律？触犯刑法的什么罪名？文章简单介绍三鹿奶粉事件的始末，从犯罪构成四个方面分析行为人触犯《刑法》的五大罪名。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惨痛教训，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防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 三鹿奶粉事件；刑法；罪名；法律责任


　　引言：俗语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人们的“心头大患”。三鹿奶粉事件涉及面广、影响巨大，不依法严惩，就不能维护法律尊严，更无法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外也有造假者，但是当局处罚很重。美国法律足以让造假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无法东山再起；据说日本有对夫妇生产伪劣产品被发现，自知罪孽深重，不等警方拘捕，就自杀身亡。

一、三鹿奶粉事件的案情简介

　　2008年9月，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在奶粉中大量填加三聚氰胺，导致婴幼儿患尿道结石的三鹿奶粉事件，全国诊疗的患儿达29万多人，并有30名死亡。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案发后，国务院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成立处置领导小组，从公安、检察、纪检等部门抽调900多个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彻查各类奶制品，问题奶粉下架、封存并销毁、筛查和诊疗患儿……通过《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废除对食品行业的免检制度。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接着，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28人被刑事拘留；18人被逮捕。包括蒙牛、伊利和光明等22家奶粉生产厂商被发现其某些批次奶粉中三聚氰胺成分，已由政府发布公告。某些奶粉生产厂负责人承认其某些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在液态奶检测中发现，伊利等一些厂商的某些液态奶不合格。全球舆论一片哗然，消费者信心大受打击，国外出现“疯牛病”、“二恶英”、国内有“苏丹红”、“阜阳大头奶粉”、“禽流感”及“病死猪肉”等，食品安全再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2009年2月28日，取代《食品卫生法》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人民法院依法追究了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刑事责任。一大批政府官员被行政问责、警告处分。名演员倪萍、邓婕曾代言三鹿而受到网民及媒体的责疑，为问题奶粉做广告、客观上欺骗了消费者，倪萍还被重庆一个老人告上法庭。三鹿贷款9亿元交给全国奶协、治疗和赔偿患儿损失，公司总负债超过26亿元，30多家供货商和各地1500多个经销商纷纷上门讨债，由于资不抵债，三鹿集团公司宣告破产（该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其最大海外股东是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然而，公司破产清盘，政府帮助买单。国家支付患儿的诊疗、赔偿及保险等费用高达20亿。
　　本案到2009年底就该画上句号，谁知道又节外生枝。2010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导：2010年1月份，质量监督部门对福建漳州市芗城南方食品公司抽检时，发现该厂用以生产奶糖、糕饼的三彩牌奶粉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有的超标40倍），这些奶粉是陕西省乐康公司生产加工的，原料来自陕西荔华公司，总数量约32吨，没有上台账，大部分已经销往广东福建等地，这些本该在2008年就销毁的问题奶粉是怎样流入市场的？居然还有渭南市质量监督部门委托检验合格证书。目前涉案人员已被拘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二、党政官员承担相应的责任

　　专案组经过深入细致调查取证，弄清事实真相，发现三鹿毒奶粉主要发生在奶源生产收购环节，涉案人员触犯多部法律，主要有《刑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根据行为人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国家处置三鹿事件领导小组按照法定程序分别做出处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党政领导干部追究行政责任和党纪政纪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行政监察法》等有关党纪国法的规定，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政府财政收入或者个人利益，对违法企业不予查处，特别是发现严重问题后，处置不力，不及时上报，不让新闻媒体报道，仍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真相，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蒙混过关。有些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对奶源质量监管不力。国家质检总局应部分企业要求，违反《产品质量法》定期对产品进行抽查的规定，出台部委规章、违法设立食品免检制度，客观上造成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失职，属于行政乱作为或者不作为。
　　纪委监察部门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原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冀纯堂被免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该局执法督查司原司长王步步被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的处分，该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司原副司长卢艳刚被予以行政撤职处分、该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行政记大过处分，农业部畜牧业司原司长王智才降级的行政处分。农业部总经济师张玉香、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原局长赵同刚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给予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原局长孙文序、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原司长孙咸泽记过的行政处分。石家庄市原副市长张发旺被降级处分，原副市长赵新朝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赵文锋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被记过处分，原副厅长兼畜牧兽医局局长李忠文党内警告处分，副厅长张钰被警告处分，农业厅畜牧草原处处长顾传学记大过处分，省工商局局长钱晓钟记过处分，市工商局局长兰平信记大过处分，省卫生厅副厅长高春秋警告处分，省卫生厅卫生执法监督处处长刘同祥警告处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局长李志国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张毅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此外，县、区的10名相关责任人员也作出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

三、行为人触犯《刑法》的五大罪名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本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私财产的安全。如果行为人用危险方法侵害了特定的对象，就不构成本罪。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之外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方法。这种危险方法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或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毁损。比如，私设电网，故意驾车撞人，醉酒驾车，飙车致人死亡，医务人员制、输坏血、病毒血，歹徒向人群开枪等。
3、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实践中这种案件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由直接故意构成外，大多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
　　三鹿奶粉案件的高俊杰、薛建忠等6被告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张玉军明知三聚氰胺不能食用，从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制售添加蛋白粉770余吨，销售600余吨给三鹿集团公司，获得销售金额683万余元，被判死刑。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被告人耿金平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获2—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张合社、张太珍、杨京敏、谷国平、董少英、董英霞、宇文对、赵胜茂、卞更顺等人生产、销售有毒食品被判有期徒刑8年。正定金河奶源基地负责人及送奶司机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徒刑。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

　　《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故意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工商行政的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　　
2、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故意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
3、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生产者、销售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4、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故意以“假、劣”冒充“真、好”。多以营利和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　
被告三鹿集团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937.4822万元；被告人原三鹿党委书记、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原三鹿副总王玉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三鹿高管杭志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原三鹿高管吴聚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担保，保证不逃避、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这在我国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中已作了明确规定。五十一条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规定，五十二条则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取保候审。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我国取保候审的运用却并不广泛，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羁押是常态，而取保则是例外，这就使得超期羁押的存在成为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纠其原因，笔者以为：
1． 法律对取保候审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刑诉法规定，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什么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环节，如何判定一个案件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在实践中是很费踌躇的，因为在法官的判案过程中，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初犯、偶犯等等因素都是法官决定对被告人采用何种刑罚的酌定依据，也就是说，对同一个案件，按照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此，让侦查、检察人员如何把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对其采用取保措施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什么又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呢？如何确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呢？社会危险性本身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社会危险性，但这个可能性的阈值是多少，法律也没有明确的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取保候审在操作中有可能走向过宽或过严二个极端，而依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走向了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严苛的一面了。
2． 取保候审政出多门，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作法不一。
根据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均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却在程序上没有规定对被取保人在各个诉讼环节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不知该对被取保人办何种手续而不再办手续的；也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重新取保的；更有甚者，还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不办手续而法院却又重新取保或者检察重新取保而法院不办手续的，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的被取保一次，而有的却被取保了二次、甚至于三次。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3． 执行机关无力执行，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而现实中如果是公安部门自己取保的，由取保部门自行执行倒也顺理成章，而如果是检察、法院取保的，则由公安哪个部门执行却法无明文规定，公安也无相应对口部门，况且，公安维护目前社会治安尚感警力不足，若再增加取保执行这一块，警力将更加捉襟见肘。因此，现实中，对刑事案件，法院环节基本上不主动采用取保候审，而检察院由于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需要则往往与公安达成协议，由公安委托检察院对其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执行，也就是说，检察院取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由检察院自己执行了。
4．被取保人自身素质不高，保证金的交纳、保证人的保证无法阻止其逃跑。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有大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外来流动人口作案形成的，这些人自身文化素养低下，法治观念薄弱，对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理解不透，认为不被羁押便是没事，往往在被取保后一跑了之。现实中，虽然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时也要求其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但由于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放弃保证金，选择逃跑；或者是根本无力交纳保证金而采用人保方式，其提供的保证人又往往与其同样素质低下，法治观念薄弱，根本无法保证其随传随到，接受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采用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够罪即捕的羁押方式，应该说也有其现实合理的一面。要知道，追捕逃犯的费用是远远大于羁押的费用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了一个刚刚构成犯罪的外来流动人口的逃脱而兴师动众的追捕，但若任其逃脱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尊严的维护。而对于当地长住固定人口犯罪后取保候审的，由于通常采用人保方式，而对保证人又无适当的约束方法，至使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案件只能不了了之。笔者在以前办案过程中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女孩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了，因是本地人，就采用了人保方式，让其父亲作了她的保证人，但不久，她就跑掉了，去向不明，问她父亲，她父亲却说他根本管不住她，案件到了检察环节，因犯罪嫌疑人不到案只能搁置，这就给我们的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因此，以后再有如此情况，公安便小心谨慎，不敢轻易取保了。
纵然有几上种种原因使实践中司法机关普遍地采用了审前羁押而不是取保候审，但并不说明审前羁押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超期羁押情况的发生，可捕可不捕的被逮捕，与我国参加的保护人权公约精神是相违背的，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际潮流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
1． 借鉴国外的保释法，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早在1679年，英国的《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请求准许保释是被羁押人一种权力。保释制度的形成有两条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任何人均享有自由权，哪怕存在犯罪嫌疑，也应尽量保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二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都应享有自由的权利。（注）保释制度目前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并已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吸收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修改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制定出取保候审的细则，使各部门在操作中有法可依。
2． 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被取保人的执行。
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而目前公安部门内部并无与之相对应的机构设置，使刑诉法的规定流于形式。因此，笔者建议在公安内部设立专门科室，管理被取保人员，以保证其随传随到，接受审判。同时，由该机构实行对保证人的管理，使他们能自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保证责任。
3． 按涉案比例确定保证金数额。
目前司法解释规定，保证金最低为1000元人民币，对具体案件并无具体规定，以至有的案件因保证金收取过少，使被取保人不惜放弃保证金而逃跑，而另外有的案件却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交纳保证金而无法取保。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对保证金的收取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数额来决定，以向犯罪嫌疑人收取其涉案金额的2——5倍为宜，使犯罪嫌疑人足以因为放弃保证金而心痛，以达到使其想跑而不愿跑、不能跑的目的。
4． 加大保证人责任，改变目前保证人取而不保的状态。
笔者以为，目前取保候审中取而不保状态的存在与保证人责任不明有很大的关系。在制定取保候审细则时，应着重明确保证人的责任，明确被保人一旦逃跑保证人所应受的处罚，比如说罚款，比如说要求其必须从事多少的社区服务等等。同时规定对保证人进行监督的机构，以促使保证人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5． 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归于一个机构，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状况。
目前公检法三家均有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法律对取保条件的适用规定又很庞统，这就势必产生对取保候审认识的不一致，以至造成社会上对取保候审认识的思想上的混乱。况且，公安的自己取保自己执行也违背法律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取保候审决定权归于法院，在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时，由公安或检察提出意见，由法院审查决定，这样也有利于与法院的审判权相统一。



注：浅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作者 王叙


孙 秀 敏
2004．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