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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主体的模式变迁分析
——以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视角

（厦门大学法学院 兰翔）
[摘要]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规避是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员工持股主体模式的变迁历程正是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在现实经济领域的典型体现，通过以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视角分析其变迁历程，表明我们必须关注并重视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对于我国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员工持股主体；模式变迁；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


一、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概述
法律规避原为国际私法术语，但在当代法学理论中其应用并不限于国际私法领域。本文所采用的法律规避是指行为主体利用国家制定的法律而又通过选择于己有利的法条而遮蔽不利的法条来处理问题或纠纷的行为。[1]而制度创新原为经济学术语，本文所采用的制度创新是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某方面的一种新形态取代另一种形态。
现实生活中，由于国家法律规范的缺位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社会行为主体就会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利用既有的制定法采取法律规避行为。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时期，法律缺位与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现象不可谓不严重，法律制度对市场经济制度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故而，法律规避行为在我国生活中的增多在所难免。行为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往往以各种方式规避对他们有不利后果的正式法律，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2]，久而久之，具有效益性的法律规避选择就会形成渐进式的制度创新，产生新的形态取代旧形态服务于社会。
毫无疑问，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规避是制度创新的重要诱因之一，是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依据西方学者凯恩（E•J•Kane）的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会产生金融创新。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认为法律规避就是行为主体在多元化的法律中，以“擦边球”的方式进行的制度创新。朱苏力先生也从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角度对法律规避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作用给予了肯定性的论证[2]P66-70。笔者姑且将这种由规避法律而诱致的制度创新模式定义为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

二、员工持股在我国实施的主体模式困境
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简称ESOP），是一种使员工投资于雇主企业，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拥有者的员工受益机制。该制度发端于美国，并由于其对企业经营业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研究与推广。
员工持股制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程虽不长，但作为我国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重要手段，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施行。我国实施员工持股制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公司法》生效以前，国务院相关部委曾发布过《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配套法规，支持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而《公司法》生效后，上述法规失效，《公司法》及《证券法》却均对企业员工持股这一在实践中广泛采用的制度未给予明确的法律地位。目前在实际中，各地、各部门又从未停止过员工持股的施行，并根据需要分别出台了互相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的规定。
员工持股主体模式是实施员工持股制度的首要及核心问题，主体模式的确认对于制度的施行至关重要。但由于我国相关的统一法律规范的缺位，以及相关地方政府与主管机关所出台的法规、规章之间存在冲突，导致企业无法选择一种合法、有效且稳定的主体模式，严重影响了制度的实施与发展。为规避法律障碍与法律冲突，相关个人、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缺位与不完善的法律框架中不断规避既有法律规范，尝试不同的模式创新，寻找适合的持股主体模式以便合法有效地实施员工持股制度。正是在这样复杂法律环境中，员工持股主体模式历经变迁，其变迁的过程正是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典型体现。

三、员工持股主体模式变迁的分析：以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视角
我国员工持股主体曾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模式：（1）职工持股会；（2）持股公司；（3）信托机构。模式之间的变迁都是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在现实社会经济领域的典型体现。当然，主体模式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法律规避，但规避法律是其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下面，笔者仅以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的视角，对变迁历程加以分析。
（一）职工持股会
所谓职工持股会是指公司组织设立，受持股职工委托，专门从事职工股权管理，并在持股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持股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以职工持股会作为员工持股主体，在《公司法》实施以前及其颁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被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所采用。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引入员工持股制度初期，就采用职工持股会作为持股主体。而在1994年《公司法》颁布后，企业采取职工持股会持股则可以有效规避《公司法》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同时，《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虽只有最低控制，没有规定上限；但根据证监会的规定，目前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必须按照发起设立进行，且在实际操作中将发起人的人数控制在五十人以下。对于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成百上千的公司职工以自然人身份作为公司的发起人，就会遇到法律障碍。因此，由公司职工自愿出资组成职工持股会，职工持股会代表职工向公司投资，就能够有效解决职工持股会成为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也解决职工以自然人身份向公司投资受股东人数限制的问题。
在以职工持股会作为持股主体模式的实践中，为规避不同时期的有关法律，又产生两种形式：一是具有独立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另一是依托工会，作为工会下属组织的职工持股会。
（1）具有独立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
在90年代末以前，这种形式的职工持股会为相当部分企业所采用，且职工持股会也往往能在民政部门得到审批并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从而代表持股职工管理股权。作为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也在其发布的有关规章中对此类职工持股会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予以确认。
但1998年10月25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后，职工持股会是否能够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就存在法律障碍。原因在于：一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而员工持股具有盈利的目的则又是事实，若赋予职工持股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势必违反条例的原则性规定；二是职工持股会作为企业内部管理职工股权的组织，并不从事对外业务，不属于社团登记的范围。有鉴于此，民政部门开始对职工持股会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持否定态度，民政部办公厅更于2000年7月7日印发了《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正式停止审批新的职工持股会,而且以前批准的职工持股会也停止换发社团法人证书。企业通过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进行员工持股,已经失去了法律上的支持。
（2）依托工会，作为工会下属组织的职工持股会
为规避民政部门对职工持股会取得独立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禁止性规定，依托工会并作为工会下属组织的职工持股会主体模式在90年代末应运而生，取代了原有的独立职工持股会模式。
企业工会组织设立的职工持股会，是指隶属于本企业工会，专门从事职工股权管理，代表持股职工行使股东权利，维护持股职工合法权益，并以本企业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此种做法也被称为工会持股。
在法律上，企业工会组织是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组织，职工持股会作为工会组织成立的内部机构，可以不进行社团登记，从而避免了民政部门对职工持股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法人的禁止性规定。与本地区经济利益攸关的地方政府在这种创新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上海，陕西、浙江、甘肃、安徽、江苏等地在90年代后期均以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形式明确本地区企业实施员工持股制度可以或应当设立依托工会、以工会名义从事活动的职工持股会，管理职工股权。
但是，此种形式的员工持股主体模式在后来亦遭遇法律上的尴尬。根据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有关规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意见，工会被定位于一个非盈利组织。而依托工会持股，势必使工会因为持股而成为一个盈利组织，其身份与工会的设立和活动宗旨不一致，可能会对工会正常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目前实践中，企业采取此种持股主体模式已经难以通过上级工会组织的审核。
另外，中国证监会对于职工持股会或工会持股也持否定态度，在2000年12月11日《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中明确禁止以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通过职工持股会或工会直接持有公司股权已失去法律依据。
相应的，企业为规避新的法律规定，必须对原有的直接持股主体模式进行规范化改革，实现模式变迁。

（二）持股公司
持股公司是指企业持股员工共同出资成立，管理员工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持股公司模式持有员工股权在《公司法》颁布后就已经出现，但在职工持股会无法作为持股主体的情况下，持股公司成为企业目前所选择的主要主体模式。这种模式能够解决职工持股会或工会的直接持股问题，实现员工的间接持股。
这种模式在地方立法中也已经有所体现。深圳市政府在2001年1月11日颁布的《深圳市公司内部员工持股规定》中就明确持股公司是可供选择的员工持股主体形式之一，并规定“持股公司由多位持股员工按《公司法》作为企业法人办理工商登记”。深圳市政府的做法表明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会在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中不断发挥作用。
企业可以根据本身的实际以及相关法律规定采取相应的形式。若企业员工人数少于50人，可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若超过50人，则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持股公司的主要资产是所持有的股权，其对外投资肯定要超过其净资产的50%，违反《公司法》第12条“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为规避上述法律规定，企业在实践中多选择设立有限投资公司或股份投资公司作为持股主体。
但持股公司模式也并非不存在法律障碍。第一个问题在于对《公司法》第12条所称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一词，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理解差异。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倾向于认为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申请设立投资公司应视为没有限制。但也有部门认为，这里的规定应理解为具体的规定，因此，成立投资公司需要得到国务院的审批。如果按后一种理解，则成立投资公司将极为困难。[3]
　 第二个问题在于持股公司设立后，作为另类投资公司的持股公司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遇上麻烦。如《公司法》第22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但持股公司本身只是持股而非经营，是公司就得经营，不经营就不能作为公司。[4]持股公司在存续期间如不营业，就很可能被吊销执照。
既然持股公司主体模式不能规避所有法律障碍，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就必须实现新的模式变迁。

（三）信托机构
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信托制度，信托活动的规范发展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信托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契机，同时员工持股主体也有了新的模式选择。在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下，员工持股较为现实与规范的主体模式选择是信托形式。目前，有相当部分学者及实务界人士支持实施该模式。
在职工持股会不能取得社团法人资格、工会不合适作为持股法人、持股公司尚存法律障碍的情况下, 以信托机构作为员工持股主体，将员工股权交信托机构管理、处分和收益分配，由信托机构以法人名义参股企业是合适的选择。
美国实施员工持股一般就是采取信托模式，当然这是以其完备的信托法律制度为依托的。但我国正是缺少完善的信托法律体系与丰富的信托实践。《信托法》只是规范信托的基本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与之相配套的规定目前也只能看到人民银行2002年6月5日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而我国信托业的信用问题则更是为政府、社会及企业界所诟病。
除外，我国持股主体信托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法律问题。一方面，在实践中，是选择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基金会还是其他信托机构作为持股主体，尚未形成定式。另一方面，主管机关的态度也不明朗。如中国证监会对以信托模式在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的态度就在变化中。从其先前草拟但未公开颁布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改制重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后第17稿）第13条中所规定的“发起人或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受托他人财产为他人间接持有拟上市公司的股份。但符合法律规定的除外。（信托法允许自然人和法人接受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对受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并保护委托人的收益权）”来看，证监会似乎倾向于认可这种模式。但据了解，证监会在近期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对这种模式持不认可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员工所持有的非流通股很可能通过信托设计实现变相的流通，从而违反有关规定。这样的话，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若施行员工持有非流通股，就不得不避免采取信托模式。
如此看来，在相关法律规范未完善统一之前，我国员工持股主体模式的法律规避型制度创新远未结束。与之利益相关的个人、企业及地方政府仍会在规避法律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出新形式的员工持股主体模式从而实施员工持股制度。
为了合理解决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维护种子使用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常需通过种子质量检验确定种子质量。种子质量的检验机构、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决定检验结论是否具有证明作用。作者利用一起伪劣种子案件，探讨种子质量检验的合法性和关联性。

案情简介。

博丰公司利用2009年购买的糖用甜菜品种KWS9103的散种子加工、包装成包装种子，于2010年春天销售给众和公司，众和公司又将包装种子销售给良种站。买卖双方都对种子进行了共同取样封样分别保存。2011年3月16日，侦查机关以该种子涉嫌伪劣种子为由，将自良种站提取的四袋种子，委托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已被注销的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以下简称检验机构）进行种子质量检验。检验机构依据GB/T 3543.1~7—1995对侦查机关送交的四袋KWS9103种子进行检验，发芽率检测值分别为55%、52%、13%和77%，均低于标注值。检验机构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判定送检KWS9103种子的发芽率不合格。公诉机关以检验机构出具的四份《检验报告》为主要证据，对博丰公司及其主要人员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追究他们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作者认为，该种子质量检验结果的合法性和关联性，都值得商榷。

1 检验机构和检验程序、判定标准的合法性。

1.1注销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验机构的检验，不具合法性。

由于检验机构的种子发芽箱和干燥箱已超过有效期，某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公告，决定对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予以注销。检验机构已被注销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应停止使用CMA印章，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作为由农业部考核颁发检验机构合格证书的省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明知自己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已被注销，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而故意接受侦查机关的委托进行种子质量检验得出检验结论并制作检验报告。检验主体不合法。

1.2违反检验规程和判定标准的检验，不具合法性。

《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附录A.3.3列明糖料类种子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GB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糖用甜菜种子生产、经营、检验，都必须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检验机构制作的检验报告既然引用《GB 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判定送检糖用甜菜品种KWS9103的种子不合格，就证明该机构明知对糖用甜菜种子的检验和判定必须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该机构不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规定的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故意依据未对糖用甜菜种子的检验方法作出规定的GB/T 3543.1~7—1995对侦查机关提供的糖用甜菜种子进行检验，并依此判定种子质量不合格并制作检验报告。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不合法。

2 种子真实质量的判定和质量责任的确定。

2.1自行检验和委托检验的结果，可以判定种子样品的质量和确定是否进行仲裁检验。

《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应当及时检验。作为调入种子的买受人，应对调入种子的质量指标进行复检，有异议的，除纯度之外应在调入种子到达后第二日起两个发芽周期内提出。依据《GB 19176—2003糖用甜菜种子》等标准，糖用甜菜包衣种子的两个发芽周期为24天。众和公司和良种站，都是领取《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具备种子检验能力的种子经营者，作为调入糖用甜菜种子的买受人，都应对购买的种子及时自行检验。其他种子经营者，如果没有能力对购买种子的质量自行检验，应及时送交法定的种子检验机构委托检验。

2011年3月16日，侦查机关将良种站提供的种子样品送到检验机构进行的种子质量检验，属于“委托检验”。《检验报告》在扉页的注意事项中已经注明：“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即“委托检验”的检验结论，仅能证明送检种子的质量状况，不能证明良种站库存种子批的质量状况，更不能证明众和公司以及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质量状况。如果侦查机关送检的种子样品是自众和公司或者博丰公司销售的种子批中扦取的，该样品经自行检验或委托检验得出的检验结论是该批种子质量不合格，就应考虑进行“仲裁检验”。

2.2仲裁检验的结果，可以判定种子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

种子买卖双方对买卖的种子共同取样封样分别保存，以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判定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既是行业规定又是行业惯例，还是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以及良种站的交易习惯。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对产品抽样、封样、检验方法、质量判定依据、检验报告的效力范围，都有明确规定。发生糖用甜菜种子质量纠纷的，应当按照行业规定、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依据《GB 19176—2003糖用甜菜种子》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对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判定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具体到本案，必须对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才能判定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必须对众和公司和良种站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才能判定众和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本案没有对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以及众和公司和良种站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既不能判定博丰公司、众和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又不能确定博丰公司、众和公司、良种站，谁应承担种子质量责任。

3 种子质量与减产事故以及质量责任之间的关联性。

3.1发芽率虽可影响出苗率，但与减产事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性。

发芽试验的目的，是测定种子批的最大发芽潜力，据此可估测田间播种价值。种子发芽率，与出苗率有关，但不是出苗率的决定因素。出苗率低，可以通过补种、补苗等方式达到苗全。

出苗率的高低，受种子发芽率、土壤质地、土壤温度、土壤湿度、播种深度、整地质量、播种质量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发芽率100%的甜菜种子，种在喜马拉雅山上也不可能出苗！确定发芽率与减产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当申请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

3.2出售种子发芽率低，不代表其他经营者的种子质量不合格。

《GB15671-1995主要农作物包衣种子技术条件》规定，主要农作物包衣种子在常温下贮存期不得超过四个月。博丰公司于2010年初加工包装的包衣种子，在常温下最多能贮存到2010年夏季。由于贮藏条件等多种因素都对种子的发芽率有影响，因此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于2011年4月8日送检的种子发芽率低，不代表其他种子经营者或种子生产商的种子发芽率低。

3.3出售种子造成减产事故，与其他经营者的种子不具有关联系。

假设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发芽率不合格，众和公司进货检验时应当发现和提出。假设众和公司向良种站销售的种子发芽率不合格，良种站在种子入库、种子出售前应当发现和提出。假设良种站没有发现种子发芽率不合格就销售给了种子使用者，因发芽率低导致出苗率低，造成田间缺苗断垄的，种子使用者在播种12天左右的出苗期内就应以种子发芽率不合格造成损失为由提起控告或诉讼。在种子已经生长发育成甜菜，甜菜已经成熟收获，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良种站才申请种子管理机构对甜菜品种的纯度进行田间现场鉴定的事实，证明造成甜菜减产事故的原因，与众和公司、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发芽率之间没有关系。

3.4检验结果差异显著性，证明送检种子不具有代表性。

《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和《GB/T 3543.1~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的发芽试验都规定了5%显著水平的一尾测定“发芽试验与规定值比较的容许差距”，检验机构出具的四份检验报告依据的允许误差值也是5%显著水平的一尾测定，四份检验报告得出的检验结论是发芽率分别为55%、52%、13%和77%，四个检验结果都与标注值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允许误差的范围，因此依据《GB 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7.3.1 b 质量检测值任一项达不到相应标注值的，判为劣种子”。但是，依据“不同送验样品间发芽试验的容许差距”，四份检验报告得出的检验结论是发芽率分别为55%、52%、13%和77%，平均发芽率为49%，差距为64，远远超过了平均发芽率为49%的最大容许差距8，证明四份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不能代表同一批种子。由于博丰公司向众和公司、众和公司向良种站仅供应一批种子，所以，送检的四个种子样本，不能代表博丰公司或众和公司的种子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