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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十一号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8年7月2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九日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2008年7月22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将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第三条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应当充分体现促进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并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技项目等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应当制定深圳市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科技规划），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
　　科技规划应当包括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目标、投入、关键技术与重大专项、政策措施等内容。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科技创新发展、科技政策与法规执行、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市、区政府实施科技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市、区政府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区科技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科技创新促进工作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科技创新促进工作。

　　第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探索建立适应自主创新需要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组建战略研究、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技术产权交易、情报信息等公共服务机构。
　　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组织开展科技创新咨询、评估、经纪、行纪等服务。

　　第八条 合理利用境内外科技资源，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
　　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科技合作，促进两地创新人才、设备、项目信息资源的交流，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

　　第九条 市、区政府应当加强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建立、完善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吸引科技创新型人才到本市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市、区政府应当制定促进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后备队伍建设。
　　鼓励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创新型人才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
　　强化素质教育，加强开发少年儿童的创造性思维，支持青少年的科技创造活动。
　　鼓励、支持离退休人员的科技创新活动。

　　第十条 市、区政府应当建立财政对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引导和促进企业以及其他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活动，推动全社会科技创新经费持续稳步增长。
　　市、区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及其中的研发经费增长幅度应当与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相适应。逐步提高财政投入的研发经费占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比重。

　　第十一条 进一步整合市财政各类专项科技资金，设立科技发展的专项资金，分项管理，规范、统筹使用，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

　　第十二条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如下：
　　（一）科技创新理论、战略、路径与方法研究；
　　（二）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三）技术创新活动；
　　（四）新产品研制、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五）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
　　（六）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建设；
　　（七）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等科技条件平台建设；
　　（八）科技创新奖励；
　　（九）科学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
　　（十）知识产权资助；
　　（十一）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其他活动。

　　第十三条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开发机构在本市的联合和协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给予配套资助：
　　（一）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建立或者与企业联合建立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的；
　　（二）取得国家、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与重大攻关项目立项的；
　　（三）本市企业采用委托研究、共同开发、产权共享等形式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法定机构研发合作的。

　　第十四条 建立和完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绩效评估机制。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科技项目评估标准，完善科技项目验收机制。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政府投入的科技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监督。
　　市政府应当完善对财政科技经费使用的投诉处理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第十五条 建立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资或者资助建设的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条件平台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研究实验基地、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科技数据与文献、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网络资源等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
　　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统筹规划，调整和设置本市公共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平台。

　　第十六条 市政府可以发起或者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预期良好的科技项目或者属于鼓励发展范围的初创科技企业。

　　第十七条 市政府可以发起或者参与设立再担保机构，重点扶持担保机构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担保。
　　市政府可以建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风险准备金制度，对于市政府设立的再担保机构为担保机构担保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再担保而发生的亏损，实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

　　第十八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并征求企业和社会的意见。每年公布本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目录公布前应当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
　　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工程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和服务；对符合国家规定、需要重点扶持且经科技、贸易工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首次投放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
　　购买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和承接政府投资工程时享有优先权。

　　第十九条 市政府应当对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条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五年内不得申请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市科技主管部门并应当向社会公布：
　　（一）在申请科技计划项目中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科技经费的；
　　（二）非法挪用、侵占财政科技经费的；
　　（三）阻挠或者故意规避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监督、检查和验收，情节严重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个人设立或者控股的其他单位，在申请财政科技经费资助时，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发放或者故意拖延发放财政科技经费的；
　　（二）贪污、挪用财政科技经费的；
　　（三）政府采购中，在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的产品能够满足需要时，采购非自主创新产品的。
　　受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科技成果、科技项目评估、鉴定或者论证等工作中，做出虚假评估、鉴定或者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行政管理部门在五年内不得委托其从事科技成果、科技项目评估、鉴定或者论证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十个月内就本条例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表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否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却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亦是十分少见。笔者认为建立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势在必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抑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行为，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本文笔者拟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构建我国的侦查人员作证制度提出设想，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与成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的内涵和外延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对侦查人员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更是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1]虽然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察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既不能够涵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全部内容，也非强制性规定，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所以这些司法解释对侦查机关基本上没有约束力，无法得到侦查机关的应有尊重。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即使偶有控辩双方就书证、物证等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争议，侦查部门也往往是以盖有单位公章而无办案人员签名的一纸情况说明书或证明书予以应付来回避出庭，法官们也往往顺水推舟，以“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机关关于被告人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实”而作出判决结论[2]。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非常少见，以致侦查人员不作证已经成为“习惯”。

　　对于我国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障碍。

　　一是思想观念上，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有权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首先向警察作证，然后才向检察官和法官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异于自降身份，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普通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十分浓厚，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转变为另一国家权力之下的证人，认为是降低了侦查人员的身份并且还要接律师的质询，这让侦查人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3]

　　二是现行庭审方式导致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法官仍然以书面审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法庭认可讯问笔录的效力，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更少出庭作证，法庭的对抗性不强。另外，为提高诉讼效率，应付“诉讼爆炸”，法官一般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检察官也不希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免在律师的质询中暴露出取证中的不足，影响诉讼的顺利推进。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检察官不赞同警察出庭作证，那么，律师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请求就很难得到法庭的赞同。[4]基于以上原因，在现行的庭审模式下，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

　　三是利益上的原因导致侦查人员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有不同的诉讼利益，公安机关追求的诉讼利益是破案与抓获犯罪嫌疑人。只要侦破了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地移送起诉，公安机关的诉讼利益就已实现。相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不能给公安机关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反而会增加其工作量，影响其他工作的完成。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容易“暴露秘密侦查手段”，“通过技侦等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将面临被告及其律师的质疑和质问”，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出庭作证对侦查人员而言是额外负担，不仅侦查人员个人不愿意，单位领导也不愿意。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必将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

　　二、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

　　一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的重要措施。

　　直接和言词原则是我国庭审的基本原则之一。直接原则强调法官必须直接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案件的描述和辩论，以便形成正确的判决。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庭，直接陈述对某一事实的体验结果。[5]言词原则更要求证人必须以口头形式表述案发经过，而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均为书面证据，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就无法为当事人提供质证的程序保障，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使侦查真实接近案件真实。

　　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官不能接触原始证据，而直接引用传闻证据，调查则较易依赖于薄弱证据之倾向，则可能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扭曲。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庭只能依据公诉方提供的书面证词审判。书面证词的最大弊端是它的静态性，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对其质询。尽管法律规定，制作笔录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书面证言的客观性，但书面证言的制作无疑渗透了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如何询问证人，询问哪些内容，提取何种物品，将哪些内容记载在笔录中，侦查人员的个人认识起决定性作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制作笔录的具体过程，容易发现案件真实。

　　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6]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

　　三、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其诉讼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必须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自觉接受检察院的合理指导和监督，为公诉做好一切必要的协助工作，克服以往司法实践中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只要侦查终结案卷一移送就完事。另外，要让侦查人员认识到出庭作证是侦查人员身为执法人员的应有之义，转变侦查人员特权观念。

　　二是改变现行庭审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庭审仍以书面审理为主，法官、检察官只对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并予以采信，而一般不要求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我们应摒弃司法机关怕麻烦的思想。法官、检察官应当改变对侦查人员过分信任的态度，而应本着“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三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资格的审查，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基于诉讼效率与保护侦查人员切身利益的考虑，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一些例外情况。

　　四是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

　　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在我国的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保障措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得不到保证。为此，公、检、法在目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沟通好，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如果某些案件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所在单位要给予合理安排。另外，还应确立证人保护、作证补偿、法院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制度。

　　五是对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实行检警紧密化，强化检方对警方的同步指导与同步监督。同时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以逐渐实现从“诉讼阶段论”向“审判中心论”转变，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7]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侦查人员出庭有了坚强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