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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ATM机所引发的不少争议，都是不解电子银行所才造成的。


以下六个问题曾引起热议，众说纷纭。本文将要阐述的，与其说是观点，还不如说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以期能消除歧见，统一认识。
1、ATM机是否是金额机构与是否要办营业执照的问题；
2、ATM机吐假钞谁负责的的问题；
3、英国ATM机双倍吐款不必归还的问题；
4、拾得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何定性的问题；
5、在ATM机上存假取真如何定性的问题；
6、广东许霆案云南何鹏案如何定性的问题；

银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传统银行完全不同，现代银行都是电子银行。大家对传统银行有认识，对电子银行了解甚少，或者不了解，这是导致上述问题发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当大家了解电子银行之后，这些争议都将不复存在。

21世纪以来，随着电脑技术与网络技术在银行业中广泛应用，催生出电子银行。电子银行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银行存款取款等业务都已经实现电子化和自动化。客户将钱存入银行，传统银行保存的是实物数据，电子银行保存的是电子数据，相当于电子货币。例如存入银行100元，传统银行的账本与客户存折都是100元，一目了然；电子银行没有了传统银行的账本，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库，尽管客户存折也显示存款100元，但是银行数据库中保存却是电子数据，相当于电子货币。

什么是电子银行？我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存款、取款等业务，都是以省级为单位，由一台大型服务器自动办理。该银行在全省各营业网点的窗口电脑（加上柜员）是终端，自动柜员机也是终端。服务器与终端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二元结构的银行电脑系统，这就是电子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服务器就相当于银行的大脑，窗口电脑加上柜员，相当于银行的一只人手，自动柜员机相当于银行的一只机械手。电子银行的结构如同千手观音，只有服务器一个大脑，却有无数的手，所有的手都是听大脑指挥的。

银行的存款、取款，不再由人工直接办理，都是授权服务器自动代理的，服务器是银行的核心。终端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接收服务器的指令，收进存款或支出取款；二是将客户的要办理银行业务的请求，传递给银行服务器，由服务器作出决定。无论是柜员，还是自动柜员机，他们都只能被动执行服务器的指令，没有服务器的指令，柜员和自动柜员机都不能收进存款，也不能支出取款。如果银行服务器因故停止运行，大家就会发现该银行全省所有的窗口柜员和自动柜员机全部瘫痪，全都不能办理银行业务，即使银行的行长在营业窗口当柜员，他也同样无法为客户办理银行业务。

ATM机作为终端，没有独立性，客户在ATM机上进行存款取款的操作，真正为客户办理存款取款的，实际上都是隐藏在后台的服务器。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上述有关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的问题及是否要办理营业执照的问题，完全是假命题。因为服务器代表金融机构收进存款，支出取款，有营业执照，就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银行中的柜员已经蜕变成为服务器的辅助工具了，他们没有决定权。柜员的作用是将客户的请求输入电脑，电脑再传递给服务器，服务器自动作出决定，并传回执行指令，柜员按指令执行——收进存款支出取款。柜员只是服务器的工具，这让许多人出乎意料。

客户的存款与取款，银行资金的进与出，取决于服务器的决定，与过去取决于银行管理者完全不同。现代银行中的资金管理者的角色，实现了从人到机器的重大变革，银行电脑系统实际处于银行管理者的地位。这完全颠覆了银行职员是银行代理人的传统观念，也突破了刑法理论中有关财物管理人、保管人、经手人只能是自然人的概念。

刑法学家们认为，ATM机与自动售货机一样，是基于响应而为客户办理存款、取款交易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ATM机与服务器组合的银行电脑系统，实际上基于判断而运行工作的，并且根据判断的结果，来执行不同的操作程序。我们将ATM机的操作程序和服务器的操作程序，用流程图画在纸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原来银行电脑系统完全是模拟银行管理者的思维与行为进行工作的。

当要求输入密码时，客户在ATM机上按下数字键，输入的密码将由ATM机进行判断。密码正确，银行电脑系统会让客户进入操作界面，此时，客户可以选择取款、存款等选择项进行操作。只有密码正确，才有资格请求取款、存款等，此时银行系统已经确认了客户的身份，双方无秘密可言，可以公开进行交易了。当客户输入错误时，ATM机会提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事实上，银行电脑系统正是通过识别密码来代替识别取款人的。

当客户在ATM机上输入取款金额后，ATM机将客户输入的取款请求传递到服务器，服务器将要作出判断，取款请求金额是否小于该客户的存款余额。当存款余额与请求取款金额之差额小于1时，意味着客户没有这么多的存款可取，ATM机将显示“余额不足，交易失败”；当差额不小于1时，服务器将从客户存款余额中扣除取款金额，差额将作为新的存款余额保存，作好取款记录，服务器同时向ATM发出支付指令，从而启动ATM的付款机构支付现金给客户，ATM机显示“交易成功，请提取现金”。

在ATM机与服务器的操作程序中，核心内容就是ATM机与服务器都能够进行判断。这与自动售货机的工作原理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自动售货机只有响应，没有判断，无所谓代表主人的意志。判断是人思维的合理内核，基于判断，就能够实施代表意志的行为。从前面的分析可知，ATM机的行为完全体现了银行的意志，因而是代表银行的，无庸置疑。

判断基于意识，没有意识，就没有判断。实际上，当客户在ATM机上按数字键时，ATM机是有响应的。人是有意识的，意识的合理内核是响应，无响应，则无意识。客户正是通过按动ATM机数字键盘触发银行电脑系统（银行管理者）的“意识”。这个“意识”与人的意识相比，很低级、很有限，但却是客观真实的。当客户输入取款金额1000元后，ATM机立即“意识”为一个数字字符1和三个数字字符0组成的字符串“1000” （相当于人的感觉系统），然后ATM机操作程序会将字符串“1000”转换为整数，再通过网络（相当于人的神经传导网络）传递到服务器（相当于人的大脑），服务器收到后自动将保存在数据库（相当于银行的账簿）中的客户账户资料提取出来，并计算账户存款余额与请求取款金额的差额，然后判断差额是否不小于数字1（这里的计算与判断相当于人的思维），进而决定所要实施的行为。可见，有了这个“意识”，银行电脑系统可以进行判断，有了判断，就能够实施代表银行意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银行电脑系统（服务器与ATM机组合）视为一个银行电子代理人，可以提供24小时银行服务。

弄清楚了ATM机是银行不同分割的组成部分之后，很容易理解，当ATM机吐假钞时，理应由银行负责。尽管将钞票装入ATM机时，银行有相关制度和严格的程序，但钱都是银行工作人员装进去的。有整套的制度和严格的程序，并不意味能保证不出问题，不良的银行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并有机会以假换真，将假币放入ATM机钱箱中。现在的问题是，银行是强势的，翻脸就不认账，客户苦于拿不出证据，大都自认倒霉。在这个问题上，银行的反应可谓卑鄙无耻。

前不久，英国汇丰银行的一台ATM机发生双倍吐款并不要归还的案例，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在给ATM机换钱箱时，疏忽大意，本来应该装入装有面额10英镑的钱箱，实际装入装有面额20英镑的钱箱，ATM机将面额20英镑的钞票当作面额10英镑的钞票支付给客户，于是出现双倍吐款的“天赐良机”，引起大家争相排队取款。这种事情，国内的银行也发生过，只是没有发生排队取款的事。在法律意义上，就是给付错误。这种情况的发生，英国与中国都一样，过错在于银行，英国银行放弃自己的权利，于法有据。有人竟然发表文章，说什么两国法律环境不同，警告不要拿此案例说事，实际上是未搞清状况，不理解电子银行的行为，缺乏自知之明。

有关捡拾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是定盗窃，还是定信用卡诈骗，分歧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布了司法解释，照道理应该已有定论，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许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缘故，一些人和单位仍不予认可。大家可以参阅《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2集中有关此司法解释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一文，再结合前述有关电子银行的阐述，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定性信用卡诈骗罪的观点，是符合电子银行实际的，相反，定性为盗窃罪的观点，其本质是固守银行资金管理者、经手人只能是自然人的传统观念，脱离实际，自然是错误的。

电子银行只能识别数字，无法识别人，电子银行其实是通过识别数字来代替识别人的。当密码正确时，无论是谁取款，电子银行都视为持卡人取款，所以捡拾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实际受损失的是持卡人，并不是受骗的银行，因此，信用卡诈骗罪有时具有特殊性，被害人与受骗人可能是不同的。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不能被骗”的传统观点是否正确。前面已经讲过，银行电脑系统具有十分有限的“意识”，仅能对数字有响应，进而可以通过对数字进行判断来识别客户。行为人如果隐瞒真相冒充持卡人，输入正确的密码，银行电脑系统就会产生错误认识，将行为人误认为是持卡人，从而双方达成取款交易，银行错误交付持卡人的财物给行为人。可见，在有限的范围内，机器也是可以被骗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ATM机存假币取真币的行为，应定诈骗罪，而不可能定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归入信用卡诈骗罪的范围比较妥当，理由是行为人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存假取真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将此种行为作为信用卡诈骗的行为之一，可通过人大修法、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此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学者认为在ATM机存假取真构成盗窃，在银行窗口让柜员存假取真构成诈骗，也是没有弄明白电子银行的缘故。笔者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假币，机器能够验出来，柜员是验不出来的。事实上，柜员大量使用验钞机，识别假币更多的是依赖验钞机，而不是依赖自己的视觉和触觉。

对于广东许霆案，还有云南何鹏案，他们的账户中没有多少存款，却远远超出余额取出巨款来，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原因是银行电脑系统对客户的取款请求进行处理时，先要从外界获取账户余额和请求取款数额这两个参数，然后计算两者的差值并判断是否不小于1，如果差值不小于1，则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差值将作为余额存入数据库，同时服务器将指令自动柜员机启动付款机构进行支付，柜员机将显示“交易成功，请提取现金”；如果差值小于1，则服务器指令自动柜员机显示“余额不足，交易失败。”

账户余额保存在银行的数据库中，需要时会自动提取；请求取款数额需要客户从终端输入后传递到服务器。由于银行服务器所使用的前述两个参数，都是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具有易变性，在保存和传递过程中，由于银行管理上疏失，电子数据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存款，也可能满足设定的取款条件，即差值不小于1，从而取出超过实际存款余额的钱来。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

对于何鹏案，银行保存在数据库中的何鹏账户余额实际只有10元，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保存的。银行在对数据库进行升级时，因管理上疏失，有多种原因，例如格式不对，所保存的电子数据就会发生变化，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何鹏的账户被充值，由10元变成了100万元。当何鹏提出取款2000元的请求时，银行服务器从数据库中调取的存款余额为100万，银行服务器计算差值并判断是否不小于1时，判断并没有错误，只是因自身原因获取了错误的参数——何鹏账户余额为100万——而产生重大误解，结果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从而使银行与何鹏之间达成了取款交易，银行支付了取款给何鹏。显然，何鹏的行为，属于恶意交易，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因银行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故盗窃论纯属虚构。事实上，何鹏在多家银行多台自动柜员机上取过款，每台自动柜员机都没有任何故障，何鹏并非利用自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这是有交易记录可以得到证实的。
网络作品数字传输的法律适用问题
张　昱

　　因特网已经成为本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它正在全面影响人类的生存方式。目前全球上网人数已经超过2亿，而且这个数字每天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网民”一词将成为人类的代名词。全球因特网现有网页超过3?2亿个，网上信息极其丰富。网络被人们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而网络空间也正在成为独立于物理空间的人类另一活动场所，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开始数字化。

　　新技术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法律，特别是与技术联系密切的知识产权法，而在知识产权法中，版权法又是受冲击影响最显著的一个部分。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突然发现已有的版权制度似乎力不从心，作者无法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有效的控制。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作者的作品载到因特网上并在一秒钟内传遍全球，而作者却可能对此毫不知情。因特网的跨时空性使得跨国性的侵权行为变成了普遍现象。于是，法院将越来越多地回答下列问题：在这些作品越过边界后，为保护这些作品，应适用什么法律?1
一、《伯尔尼公约》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除本公约的规定外，受保护程度及为保护作者权利而提供的救济方式，完全适用提供保护的那个国家的法律”。这便是伯尔尼公约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确立的“地域性原则”。但是这里所说的“提供保护的那个国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公约对此未再予说明。
　　对此表述，有的学者认为是作者提起法律诉讼的国家，按照这种认识，“提供保护的那个国家的法律”便是法院地法。但多数学者都认为法院地法不等于保护要求国法。如果作者“要求保护”，那是因为他的权利被忽视了。“被要求保护的国家”正是作者认为发生了侵权的国家，而侵权则依照使用了他的作品而发生争议的国家的法律来进行判断。2比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版商出版了一部德文作品的英译本，该德文作品在美国已经过了保护期。出版后的英译本售到德国；而由于德国版权保护期比美国长，故该作品在德国仍受保护。如果权利人在美国起诉出版商，则这时可以适用的只能是德国法而非美国法。3也就是说提供保护的国家的法律不是法院地法，而是侵权行为发生地法。
二、网络环境下确定保护要求国法的困难
　　在非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发生国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迄今为止，技术手段可以准确地识别使用行为发生的地点，甚至在作品广泛国际性使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4但在网络环境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甲国公民A把乙国公民B拥有版权的作品上载到位于丙国的服务器上，从而使全球因特网用户都能浏览该作品，这时哪国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呢?又比如在A国某种行为不视为版权侵权的用户，可能使用安装在B国服务器上的作品，而在B国，该种行为视为版权侵权。这时，哪个国家的法律负责版权争端的解决——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装入国还是卸载国，还是主服务器的安装国?在直接传输的情况下，应适用哪国的法律——传输起源国或传输者所在国，还是接收国?
　　由于网络的无国界性，“每个国家只要有连接的可能，就有侵权发生，连接便是犯罪的地点”。5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作品传输导致的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比非网络环境下复杂得多，因此在1996年3月的马德里召开的关于信息社会中版权与传播技术国际研讨会中便指出：“受保护的作品的网络传播已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只要各国实体法之间缺乏协调，跨国传播活动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便成为首要的问题”。6
三、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主张
　　在出现新问题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已有知识中去寻找答案。早在本世纪70年代，随着卫星广播的广泛使用，类似的法律适用问题便出现了。从卫星上返回的无线电信号可以被发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所接受，如果未经广播组织同意私自接收信号则构成侵权行为，这时同样发生了法律适用的问题。欧共体在1993年9月26日通过了93/83号指令，即《卫星和电缆指令》，它规定：在某一个成员国中，由广播电视组织控制信号并由其承担义务，当传送节目的信号以不间断的方式传送到卫星上再转发到达地球时，该通过卫星向公众播送节目的行为就发生在这个成员国。而该国的法律便作为准据法适用。欧共体1995年的《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绿皮书》主张在网络环境下对作品数字传输的法律适用采取同样的原则，即将传输起源国法作为准据法适用。
　　对于绿皮书的主张，学者们表示了很大的异议。因为，首先网络传输与卫星广播传输不同，在卫星广播传输的情况下，所有的行为都依赖于服务提供者，由他确保信号到达被动接受者。而在网络上，接受者是主动的，是接受者触动了实际的传输。因此，不同于卫星广播，因特网是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基础上根据使用者的意愿而发生的互动式传输。7
　　其次，在目前各国版权保护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个作者对他的作品从一个不承认任何专有权的外国发出而在法国接收的卫星广播提起诉讼，将是什么结果的问题，按照贯彻欧洲指令的法律草案，不实施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作者对于他提出的侵权指控不能抱有希望”。8因为，技术发展已经允许将传输的源头放在低水平保护的“逃避著作权天堂”的国家里。9由于网络传输的全球性，侵权者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他有一根电话线、一台电脑和一台调制解调器就能实施侵权行为。而如果适用传输地法作为准据法，无疑为侵权者逃避法律严惩提供了方便。
　　学者们对于作品网上传输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美国学者盖勒认为从伯尔尼公约的目的即尽可能有效而一致地保护作者权利中可以得出一个优先原则：即适用最能有效保护作品的法律。比如美国一个传播公司将布斯特·基顿拍摄的默片经典《将军》着色，从美国的信息数据基地，通过越大西洋网络提供。法国和德国的信用机构通过信用卡付费后，传入他们的计算机。在美国，这部作品的著作权已经不存在了，在法国，只受到精神权利的保护，在德国，所有权利都存在。此时如果适用美国的法律，企业可以不受惩罚地在法国和德国传播该作品；如果适用接收国的法律，就需要逐国分别取得传播的许可。10在这里德国法是提供最佳保护的法律，因此应适用德国法。
　　应该说这种主张对于版权人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如何确定哪个国家的法律是最有效保护作品的法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时不是从字面上就能清晰地把握的。法国学者凯莱维评价道：“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对保护期或权利例外的比较不是立即能够弄清楚的，可能需要对比较的法律进行微妙的分析”。?此外如果采取这种法律适用的主张，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今后在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行为的法律只适用少数几个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版权法，而其他国家的版权法则有被架空的危险。对于这种后果我们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警惕。
　　瑞士洛桑大学的德瑟蒙特教授在1995年12月雅克·卡蒂埃研讨会的报告《互联网、版权和国际私法》中认为：应从意义含混的伯尔尼公约第五条中解脱出来，并原则上确认适用侵权损害发生地国的法律。被确认适用的法律将不是侵权行为完成地国的法律，而是损害发生地国的法律。这些削弱被害人经济权利的损害后果，应视为在受害自然人的惯常居所地或受害法人的总部或主营业所所在地成立。这一标准只有对“后果发生地国”的选择可以预见后才发生效力。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还应提到一个附属标准，它可能是侵害人居住地国，也即最初传送国。?
　　这种主张对于法律适用的确定是十分明确的，即适用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或受害法人的总部或主营业所所在地法。但如果这样确定的准据法不能保护版权人，比如版权人的作品已过保护期或被告的行为不被认为是侵权，则适用侵害人居住国的法律。应该说这种主张是很有价值的，凯莱维评价道：“这种提法十分大胆，因为它不仅撇开了伯尔尼公约，而且撇开了这样一个惯例：某一侵害版权的行为是根据侵权行为发生地国的法律来认定的”。?不过这种主张把损害发生地国法视为就是受害自然人的惯常居所地法或受害法人的总部或主营业所所在地法，虽然便利了司法操作，但在网络环境下则显得过于硬性规定，理由不够充分。
四、一种全新的主张
　　上面提到的这些主张中依然采用的是传统国际私法中已经存在的联系因素，比如传输起源地、最有效保护地、损害后果发生地等。那么在网络环境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是不是可以寻找新的联系因素来决定准据法呢?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帕斯特提出了一个叫做“电子邦联”的网络空间立法和法律适用体制。由于INTERNET用户将制定和选择规则的权力委托给相应的ISP，由ISP选择适用哪一国的法律或制定何种规范；选择ISP就意味着接受了某一国的法律适用，而最初的选择权完全取决于INTERNET用户自身。?
　　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主张，它首先体现出了网络环境的特点，即从网络上寻找联系因素而不是从已有的联系因素中寻找哪个符合网络。其次，以ISP作为法律适用的联系因素有其优点。在INTERNET案件中，最容易确定的就是当事人属于哪一个ISP的用户，而该ISP选择的法律已在其与用户的协议中写明，而且用户在该ISP服务所及的网上社区内是一直以该法律作为自己的“本座”法的。?这样确定具体案件中的准据法便十分简便易行。而且由于在现实中用户一般都选择本人居所地的ISP，而ISP又服从于其所在国的法律，这样各国法律都有可能适用于网络版权侵权中与自己有一定联系的侵权案件，从而也避免了采用优先适用最有效保护作品的法律时可能架空不少国家法律的危险。而且以ISP为法律适用的联系因素，也与ISP目前在网络上所起的作用相符合，具有很好的现实基础。因此，笔者赞成这种法律适用的全新主张。
五、统一实体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最终途径
　　虽然我们用了很多篇幅探讨了网络作品数字传输的法律适用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网络环境下版权侵权的法律冲突问题，寻找法律适用原则只是一个途径，而另一个途径则是统一和协调各国版权法实体规定，从而减少乃至消灭法律冲突的产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因此，为使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可满意地适用于计算机控制空间，或者计算机空间的作者权利的规则必须实现一种实质上更详尽的新的协调化，或者必须适用更精确的法律冲突原则(或者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在各国版权法上实现更大程度的实质上的统一和协调。那么“当今的法院在处理涉及全球网络的案件中适用了某一国家的法律，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其结果可能是所适用的法律要么保护过头，要么保护不足。这个国家不是变成了网络信息的阻塞点，就是变成了盗版行为的庇护所”。?
　　从一百多年前的《伯尔尼公约》开始，世界知识产权界就开始了协调和统一各国立法的历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种协调和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在今天网络又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数字时代要在知识产权界的国际层面上建立统一实体法，“最终目标是保证通过信息网络和传输系统在国际上获得全部信息。最理想的是无国界的信息，这种形式使得在所有的地方的任何人以同样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情报。在我看来，这是传输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品的制作、进入流通、阅读或使用的条件几乎相同，因此不实施同样的规则就十分意外了。因此，我认为各国都应当按照共同的国际规则来制定本国的法律”。?
　　当然，与寻找一个现实可行的法律适用原则来解决已经大量出现的网络作品数字传输带来的法律冲突问题相比，统一实体法这个途径无疑是个长远目标了，但它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笔者相信，为了解决网络作品数字传输带来的法律冲突问题，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律适用原则，也需要各国合作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统一实体法的早日实现。
　　注释：
　　1保罗·爱德华·盖勒《计算机网络空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著作权》，载《版权公报》1997年1期，高凌瀚译，第1页。
　　2安德列·凯莱维《知识产权与适用数字传输的法律问题》，载《版权公报》1996年2期，高凌瀚译，第8页。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44、445页。
　　4见2第13页。
　　5皮埃尔—伊夫·戈蒂埃《著作权的“数字支柱”》，载《版权公报》1998年3期，刘跃伟译，第28页。
　　6《版权公报》1996年2期，第25页。
　　7PeterSchonning《InternetandtheApplicableCopyrightLaw:AScandinavianPerspective》[1992]2EIPR第49页。
　　8见2第15页。
　　9见2第13—14页。
　　10见2第16页。
　　?见2第16页。
　　?引自安德列·凯莱维《关于复制权和公开传播权适应数字多媒体环境的若干问题》，载《版权公报》1997年2期，刘波林译，第15页。
　　?见?第15页。
　　?王德全《INTERNET与电子商务的有关法律问题》，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见?第277页。
　　?帕米拉·塞缪尔森《计算机控制空间的作者权利：需要新的国际规则吗?》，载《版权公报》1996年2期，何育红译，第6页。
　　?保罗·爱德华·盖勒《从板块模式到网络模式：应付国际知识产权变迁对策》，载《知识产权研究》第五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第3页。
　　?《电子出版的法律问题(松本正行访谈录)》，载《版权公报》1996年3期，高凌瀚译，第1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