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硕士
——中国法学教育之思考（一）
辽宁大学法律硕士2001级 李振柱
我在对诸多成功之士的了解基础上确信这一点，即仅仅成为大公司的律师并拥有5万美圆的薪水，并不能赢得幸福。伟大到足以赢得赞誉的有识之士，除了成功以外尚须其他食粮。法律较为边际的方面，恰是人们应当普遍关注的。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你不仅会成为你职业中的大师，而且还能把你的论题同大千世界联系起来，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共鸣、洞见到它那深不可测的变化过程、领悟到普世性的规律。[1]
——（美）霍姆斯
本来打算就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方面写一篇完整一点的东西，但鉴于笔者驾驭语言及宏观把握的能力比较差，所以虽思虑已久，想法颇多，却迟迟未能动笔。然而有话想说的感觉却愈积愈烈，无奈之下退而求其次，将这一话题忍痛分成若干小问题，（像伊拉克一样，将敌人分割数片，各个击破。呵呵，比喻不当，见谅）。这样一来，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避开自己不擅长的宏观把握；又可以让读者的眼神经少受一点折磨；更主要的是能够把一个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些。（事实上，笔者还是比较偏爱千字文的，这一点还要感谢贺卫方老师的影响。贺老师的千字文随笔是相当有水平的，而且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多多读取，必定受益无穷。2002年贺老师应邀来辽大作报告，笔者因琐事缠身，未能亲耳聆听，甚为遗憾。）基于以上种种考虑，笔者就迫不及待地抛出这篇文字。本来应该是从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及现状谈起。但是作为一名法律硕士，对法律硕士的状况了解更多，也更为深刻一些，对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切肤之痛，乃先成拙文，是为开篇之作。
一 何为法律硕士？
在中国，法律硕士可谓是地道的舶来品。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简要了解一下两大法系法学教育之异同。
由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两大法系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官的作用只是相当于一部裁判的机器，因而法学教育的目标被定位在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2]基于这样的培养目标，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是“以本为本”的教育，即法学教育的起点是本科生，学生高中毕业后即进入法律院校及法律。四年大学教育完成后，经过若干年的培训（各国有所不同，德国相对来说相对教长，这也是德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重点）便进入法律职业界。从世界范围及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价，这种法学教育模式还是值得肯定的。在当今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学教育都是从本科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本科基础之上的法学硕士及法学博士教育。
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传统相对应，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基于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的目标，[3]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即被界定在培养专才方面。美国的法学教育，（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以硕士学位为起点的。在硕士教育的层面上，美国的法学教育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学博士（即JD，Doctor of Juridical ，这种模式即是当今各国正在普遍借鉴的，我国的法律硕士（Juris Master）可以说就是这种模式的翻版。）法学博士（JD）的学制为三年，学生入学前必须已经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由于美国本科没有法学专业，当然也就不存在是否允许法学本科生报考的问题），该专业的目的是要培养专门的法律应用人才。另一类是法学硕士（即LL.M, Master of Law）这是在获得JD之后所要攻取的另一个学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本土以外的国家的学生只要拥有被美国法学院承认的法学本科学位，即可以申请，而且只须学习一年时间，呵呵，托福成绩当然是必不可少了）该学位所要培养的主要是能够撰写论文、具有法学研究能力的学术性人才。此外在博士学位层面，美国还有法学科学博士（即JSD，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在英国则是法学博士（即Ph.D.，Doctor of Philosophy in Law）。
对比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之不同，我们很难评判孰优孰劣，应该说是传统不同使然。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各国相继确立，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本为本”式的法律教育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贺卫方老师在谈到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时说：“高中毕业，在18岁左右便开始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对于他们所学习的这门知识所对应的社会关系几乎没有多少认真的观察和系统的思考，对于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没有多少体验，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就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满足于教师的灌输，将法律变成为一种记诵之学。更因为此前对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没有多少了解，所以，又不得不分出很多心力修习这方面的课程，以便完成大学教育所承担的将受教育者变成“博雅之士”的使命。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又必须在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进行两线作战，年龄幼小又无法使学习者真正地领悟法学的真谛，把握法律职业的必要技能，我们的法律教育便只能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近年来，随着法律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法律实务人员要求的提升，“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实务界辄有怨言，当然不是偶然的。” [4]
事实上，不仅我国存在上述的现象，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为了摆脱法学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脱节的现实，各国开始寻找更好的法学教育之路。而美国的JD则作为成功的范例首当其冲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日本计划于2004年全面铺开法律硕士教育；[5]韩国的教育界及实务界正在努力冲破重重阻挠实现1995年流产的法学院复兴计划；[6]而我国的台湾，东吴法律目前以招收大专毕业生的法律专业硕士班，即仿效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并颇具成效。[7]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律硕士（JM）降生了。JM教育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现存的问题。首先，它是一种本科后教育，这不仅仅有助于提升法律人才的层次，而且，对于现行“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模式中的缺陷能够作出很大的弥补。本科后教育意味着学习法律的学生的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这样，学习者可以更好地领悟作为一门实践型和社会性学问的法律学，从而改善法律教育的效果。[8]在我国，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0年全面展开，截至2001年6月，JM教育的试办单位达到28个，既囊括了中国高水平的法律院校（系），也基本实现了在全国的布局要求。自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以来，全国共计招收JM研究生6433人，目前在校生规模4615人；自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以来，共招收5469人，在校生规模3371人。[9]此后法律硕士在中国即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当然，招生数量仍在逐年增长。）可见我国借鉴法律硕士这种法学教育形式还是比较早的，因此说其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为过。
二 我国法律硕士教学的问题与对策
法律硕士在我国是一种新生事物，而且由于我国起步相对较早，因此尚无可供借鉴之经验。可喜的是近两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多次组织召开了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世界范围的交流会，这为我国加强与国外法学教育机构的互通有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为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朝着理性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努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具体操作一定会有差异。笔者认为，中国的事情应当放到中国自己的语境里去解决，我并非强调自力更生，而是认为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渐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许多领域的改革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往往采取全盘照般的做法，结果是出现许多“四不象”，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破产法》，反而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据说教育部已将法学教育的发展列入国家重点计划，而名称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10]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必将给中国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法律硕士教育带来勃勃生机。笔者作为一名法律硕士，凭借两年的法硕生活的切身体会，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一些法律硕士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期冀能为法律硕士在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关于如何完善JM教育的各个培养环节和相关制度及配套政策，霍宪丹老师在其《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探索与改革》一文中已经作了详尽描述[11]，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就两年法硕生活的所思所想，谈谈自己对法律硕士教学的一点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一） 培养目标与态度
JM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似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培养复合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然而按照时下各个部门的理解，法律硕士只能是法律实际操作，（至于思想方面，呵呵，连个法学本科都不如），而且有的（不是极少数）法学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为法律硕士“量身定教”——法硕生被赶出“研究生专用教室”；没有任何研究生的待遇；用一些不够资格的教师进行授课——凡此种种，笔者孤陋寡闻，不一而足。（这些方面笔者所在的辽大还是很不错的，领导重视，授课教师副教授以上，而且很认真，我们有自己的专用多媒体教室）呜呼！是谁这样对待我们“精心”培育出来的法律硕士？
我承认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绝不能成为二者档次不同的理由。他们之间只是类型不同而已啊。可是，法律硕士在某些院校却受到二等公民来对待，甚至连本科生的待遇都不如。在这里，我并非是为法律硕士的地位鸣不平，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某些院校在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上有偏差——实践型人才是否等于“工匠”？画家与画匠的区别，就在于画家是能够创新的。这个观念性问题不解决，我们法律硕士的教育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霍姆斯大法官于其代表性作《习惯法》（The Common Law）一书中开宗明义：“法律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审判程序之规则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只是一个法律工匠，而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端正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态度的话，若干年后，在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中，将是大批带着硕士帽的中专生。
（二） 教学方式与方法
也许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硕士教学尚属初级阶段，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目前的法律硕士教学方式与方法并不是很令人满意。据我所知，多数学校还是用本科生的教学方法来应付。教师多数还是采取照本宣科的方法讲课，实行一本书主义或几本书主义，即从书本上摘抄拼凑讲稿，再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地讲给学生。这种照本宣科式地讲授还不如让学生看书效果好。[12]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讨论式教学，让学生积极思考并参与辩论。这样即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Thinking like a lawyer），又可以加强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为今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社会调查、旁听审判、专业见习、法律义务咨询、以及模拟审判等教学方式应该有选择地加以实施。
（三） 硬件的保障——图书馆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法学院，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研究机构以及一流的图书馆。此言 绝不虚假。纵观中外知名法学院，从耶鲁到哈佛，无不拥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的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各法学院都应当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使学生能够随时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四） 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已。”[13]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应该在法律硕士教学中有所体现：
1．职业伦理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他们认为“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 法律人才”。[14]“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可见，职业伦理的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学生只有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强的正义感和信念，才不会仅仅把法律知识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才能够运用法律服务社会，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实现社会正义。
2．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
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学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分离。[15]因此，诸如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与法学紧密相连学科的知识，应当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的知识库的一部分。当然，学校不一定要把他们作为必修课，但作为选修课却是必须的。
3．法律英语与WTO规则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司法对于法律职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法律职业家不仅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还要具有应对国际诉讼的能力。因此，法律英语的开设以及WTO规则的教授显得日益紧迫。（尽管目前国内法学界能真正教授这两们课的教师还不是很多，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最后，用贺卫方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如果说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制统一主要依赖的是判例法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统一法治功能的话，在实行成文法的我国，统一法制最重要的基础却是司法决策的参与者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统一的知识背景和对司法公正的组织化的追求。高层次的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课程安排，通过对法律知识传统的深入领悟，通过对各部门法的各种概念的精确理解，通过对司法程序的技术与理念的严格掌握，以及通过教师们的言传身教，从而使进入法律院校的一代一代年轻人不断地由不懂法律为何物的外行变成合格的法律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些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法律人不仅仅处理法律上的纠纷与案件，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从而将法治的逻辑应用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秩序。[16]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38号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便利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我国口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际航行船舶（以下简称船舶）是指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的外国籍船舶和航行国际航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船舶。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以下简称口岸）的检验检疫工作。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的船舶进出口岸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实施检验检疫。
第二章 入境检验检疫
第五条 入境的船舶必须在最先抵达口岸的指定地点接受检疫，办理入境检验检疫手续。
第六条 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计抵达口岸24小时前（航程不足24小时的，在驶离上一口岸时）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填报入境检疫申报书。如船舶动态或者申报内容有变化，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检验检疫机构更正。
第七条 受入境检疫的船舶，在航行中发现检疫传染病、疑似检疫传染病，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船方必须立即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告。
第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核，确定以下检疫方式，并及时通知船方或者其代理人。
（一）锚地检疫；
（二）电讯检疫；
（三）靠泊检疫；
（四）随船检疫。
第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船舶应当实施锚地检疫：
（一）来自检疫传染病疫区的；
（二）来自动植物疫区，国家有明确要求的；
（三）有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
（四）装载的货物为活动物的；
（五）发现有啮齿动物异常死亡的；
（六）废旧船舶；
（七）未持有有效的《除鼠/免予除鼠证书》的；
（八）船方申请锚地检疫的；
（九）检验检疫机构工作需要的。
第十条 持有我国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有效《交通工具卫生证书》，并且没有第九条所列情况的船舶，经船方或者其代理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实施电讯检疫。
船舶在收到检验检疫机构同意电讯检疫的批复后，即视为已实施电讯检疫。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必须在船舶抵达口岸24小时内办理入境检验检疫手续。
第十一条 对未持有有效《交通工具卫生证书》，且没有第九条所列情况或者因天气、潮水等原因无法实施锚地检疫的船舶，经船方或者其代理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实施靠泊检疫。
第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旅游船、军事船、要人访问所乘船舶等特殊船舶以及遇有特殊情况的船舶，如船上有病人需要救治、特殊物资急需装卸、船舶急需抢修等，经船方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可以实施随船检疫。
第十三条 接受入境检疫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悬挂检疫信号，在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入境检疫证书或者通知检疫完毕以前，不得解除检疫信号。除引航员和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准上船；不准装卸货物、行李、邮包等物品；其他船舶不准靠近；船上人员，除因船舶遇险外，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得离船；检疫完毕之前，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引航员不得擅自将船舶引离检疫锚地。
第十四条 办理入境检验检疫手续时，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交《航海健康申报书》、《总申报单》、《货物申报单》、《船员名单》、《旅客名单》、《船用物品申报单》、《压舱水报告单》及载货清单，并应检验检疫人员的要求提交《除鼠/免予除鼠证书》、《交通工具卫生证书》、《预防接种证书》、《健康证书》以及《航海日志》等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实施登轮检疫时，应当在船方人员的陪同下，根据检验检疫工作规程实施检疫查验。
第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经检疫判定没有染疫的入境船舶，签发《船舶入境卫生检疫证》；对经检疫判定染疫、染疫嫌疑或者来自传染病疫区应当实施卫生除害处理的或者有其他限制事项的入境船舶，在实施相应的卫生除害处理或者注明应当接受的卫生除害处理事项后，签发《船舶入境检疫证》；对来自动植物疫区经检疫判定合格的船舶，应船舶负责人或者其代理人要求签发《运输工具检疫证书》；对须实施卫生除害处理的，应当向船方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并在处理合格后，应船方要求签发《运输工具检疫处理证书》。
第三章 出境检验检疫
第十七条 出境的船舶在离境口岸接受检验检疫，办理出境检验检疫手续。
第十八条 出境的船舶，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离境前4小时内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办理出境检验检疫手续。已办理手续但出现人员、货物的变化或者因其他特殊情况24小时内不能离境的，须重新办理手续。
船舶在口岸停留时间不足24小时的，经检验检疫机构同意，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在办理入境手续时，可以同时办理出境手续。
第十九条 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的船舱，必须在装货前申请适载检验，取得检验证书。未经检验合格的，不准装运。
装载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的船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动植物防疫和检疫的规定，取得《运输工具检疫证书》。对需实施除害处理的，作除害处理并取得《运输工具检疫处理证书》后，方可装运。
第二十条 办理出境检验检疫手续时，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交《航海健康申报书》、《总申报单》、《货物申报单》、《船员名单》、《旅客名单》及载货清单等有关资料（入境时已提交且无变动的可免于提供）。有第十九条所列情况的，应当提交相关检验检疫证书。
第二十一条 经审核船方提交的出境检验检疫资料或者经登轮检验检疫，符合有关规定的，检验检疫机构签发《交通工具出境卫生检疫证书》，并在船舶出口岸手续联系单上签注。
第四章 检疫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船舶，应当实施卫生除害处理：
（一）来自检疫传染病疫区；
（二）被检疫传染病或者监测传染病污染的；
（三）发现有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医学媒介生物，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
（四）发现有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或者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的或者一般性病虫害超过规定标准的；
（五）装载散装废旧物品或者腐败变质有碍公共卫生物品的；
（六）装载活动物入境和拟装运活动物出境的；
（七）携带尸体、棺柩、骸骨入境的；
（八）废旧船舶；
（九）国家质检总局要求实施卫生除害处理的其他船舶。
第二十三条 对船上的检疫传染病染疫人应当实施隔离，对染疫嫌疑人实施不超过该检疫传染病潜伏期的留验或者就地诊验。
第二十四条 对船上的染疫动物实施退回或者扑杀、销毁，对可能被传染的动物实施隔离。发现禁止进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必须作封存或者销毁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来自疫区且国家明确规定应当实施卫生除害处理的压舱水需要排放的，应当在排放前实施相应的卫生除害处理。对船上的生活垃圾、泔水、动植物性废弃物，应当放置于密封有盖的容器中，在移下前应当实施必要的卫生除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船上的伴侣动物，船方应当在指定区域隔离。确实需要带离船舶的伴侣动物、船用动植物及其产品，按照有关检疫规定办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航行或者停留于口岸的船舶实施监督管理，对卫生状况不良和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病虫害传播扩散的因素提出改进意见，并监督指导采取必要的检疫处理措施。
第二十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接受船方或者其代理人的申请，办理《除鼠/免予除鼠证书》（或者延期证书） 、《交通工具卫生证书》等有关证书。
第二十九条 船舶在口岸停留期间，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得擅自排放压舱水、移下垃圾和污物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将船上自用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带离船舶。船舶在国内停留及航行期间，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启封动用检验检疫机构在船上封存的物品。
第三十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船舶上的动植物性铺垫材料进行监督管理，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得装卸。
第三十一条 船舶应当具备并按照规定使用消毒、除虫、除鼠药械及装置。
第三十二条 来自国内疫区的船舶，或者在国内航行中发现检疫传染病、疑似检疫传染病，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船舶负责人应当向到达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告，接受临时检疫。
第三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从事船舶食品、饮用水供应的单位以及从事船舶卫生除害处理、船舶生活垃圾、泔水、动植物废弃物等收集处理的单位实行卫生注册登记管理；对从事船舶代理、船舶物料服务的单位实行登记备案管理。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检验检疫机构的要求接受培训和考核。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航行港澳小型船舶的检验检疫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往来边境地区的小型船舶、停靠非对外开放口岸的船舶以及国际海运过鲜船舶的检验检疫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动植物检疫局1995年5月8日发布的《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动植物检疫实施办法》（试行）和原国家商品检验局1994年12月29日发布的《装运出口商品船舱检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