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周 菁* 王 超**
摘要：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批复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 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其次，从宪法和法官的关系上来看，宪法通常被视为法治国家的生命之树，法官则成为看护这棵树的园丁。由此可见，法官在宪政发展史中处于积极的地位。例如，在美国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不平等”原则推翻了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的原则，[2]宪法成为判断案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依据[3]。两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样是依据宪法第14修正案却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这说明英美法系法官本来就被视为造法者，“法律无非是法官所宣读出来的内容”，法院的职责只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他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他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2]。而大陆法系学者则认为，法官只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匠。在我国法治之下，法官的地位比较尴尬，法官既不是法匠也不是“造法者”，我国司法裁判的地位不高，既没有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没有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因此，在法律的空隙中，法官也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范围也比较狭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是我国法官地位逐渐提高的产物和表现，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应当认为权利不只是靠司法救济才能够实现，但是法律应对权利的保障排除障碍，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拒绝权利的救济请求。
最后，宪法司法化是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是母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不从其它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中寻求司法救济，那么基本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再是权利。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这些“沉睡”的权利不再是“无主物”。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救济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艰难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其规范模式特别是对公民权利的规范是授权性质的，没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后果进行相应的规定，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条文没有必要。其次我国宪法作为高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政策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法、民法等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此，有人曾批评道：“正是基于这两个颇具‘暧昧’色彩的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司法机关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3]
迟来的惊喜往往更让人兴奋异常。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可以说是对旧观念的大胆突破，如果以此为契机，能够在我国构建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称这个批复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绝不为过。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量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一般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实行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实现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的权威不应当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或者违宪争议，宪法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唯于此，法律才不至于成为摆设，法制观念才能暖人心田。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不缺宪法，宪法至少从纸面上获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有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宪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不一定有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与权威，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再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变成现实，时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得到有效地追究与纠正。只有这样，徒具口号意义的宪政才能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能障碍
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
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2004年4月29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2004年6月9日）
《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于2004年4月29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04年6月2日经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
（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进行了审查，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予以批准，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第一条 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居民、村民基本生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本市户籍的居民、村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均有从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前款所称的家庭成员包括户籍迁出本市的在校学生。
第三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居民、村民基本生活的原则，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各区民政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审计、物价、统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根据区民政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委托，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市、区、镇（街道）财政分别按比例负担，列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确保足额支付。根据“应保尽保”的要求，实行按实拨付，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市、区财政分担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区、镇（街道）财政分担比例由各区人民政府确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六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最低生活保障捐赠、提供资助，所捐赠和提供的资助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进行管理。
第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当地维持居民、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并适当考虑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同时参考本市年度物价指数和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制定。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年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物价、统计、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在制定过程中，市民政部门应听取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八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城乡差别划分为城市、城镇、农村三大类。其中，城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二人户的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基准，一人户的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应提高，三人户和三人以上户的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应降低。
思明区、湖里区的居民适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的居民适用其所在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市村民适用其所在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后，仍保留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居民，适用其所在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九条 家庭成员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
家庭成员收入包括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家庭成员向非共同生活的亲属依法支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在计算家庭收入时相应减去。
计算家庭成员收入时，居民按其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起前六个月的月平均收入确定，村民按其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起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收入确定。
第十条 以下项目不计入家庭成员收入：
（一）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慰问款物及人民政府给予特殊照顾人员的补助金；
（二）劳动模范按规定享受的津贴，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有关单位对工作、学习优秀者颁发的非报酬性奖金；
（三）职工由单位统一扣缴的社会基本保险金、住房公积金；
（四）因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职工依照规定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或者一次性安置费中，用于社会保险的部分；
（五）职工丧葬费及死亡抚恤金、困难补助金；
（六）因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补偿金中用于社会保险的部分；
（七）残疾人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八）军队转业、复员、退伍军人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费；
（九）老年人按政策规定所享受的高龄补贴；
（十）因病生活困难而得到人民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中用于治病支出的部分；
（十一）因就学困难得到人民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中用于学业开支的部分；
（十二）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市人民政府规定不计入家庭成员收入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一）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推荐就业，无正当理由不就业达二次以上，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达三次以上的；
（二）在申请时已在本市以外地区居住一年以上的，但赴外地读书的在校学生除外；
（三）外地来厦就读的在校学生；
（四）申报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
（五）未通过诉讼或者未通过有关单位向非共同生活的有承担能力的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要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的；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十二条 居民、村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供以下证件和材料：
（一）家庭成员户口簿、身份证等身份证件；
（二）家庭收入证明。其中：
1．有劳动收入的居民，应提供申请之日起前六个月的工资单或者其他收入证明；有劳动收入的村民，应提供申请之日起前十二个月的工资单或者其他收入证明。
2．失业人员应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有关证明书及复印件；
3．申请人户籍地和居住地不在同一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还应当提交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其家庭实际收入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应公布申请人名单，公布日期不少于三天，同时受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委托对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并在接到申请后十日内签署意见，报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第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情况进行复核，在收到报送材料后十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区民政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报送材料后十日内完成审批。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应当批准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有本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区民政部门决定批准的，应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人（以下称保障对象）核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领取证，并确定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区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通过持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及信函查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不配合调查或者拒绝调查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十七条 在确定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数额时，应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差额计算。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确定。
第十八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通知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张榜公布保障对象的家庭人口和家庭实际收入及保障补助金额。
单位或者个人对保障对象有异议的，可以向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也可以向区民政部门提出，受理部门应进行调查，并在十五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九条 保障对象是居民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期限为六个月；保障对象是村民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期限为一年，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障对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限届满，仍需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三十日内重新申请。重新申请时，无须按本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公布申请人的名单，批准后按本办法第十八条 规定公布保障对象的家庭人口和家庭实际收入及保障补助金额。
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期限，为批准当月起至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条 件消失时终止。
保障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就业的，自其就业之日起的三个月内继续享受原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条 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月发放。
第二十一条 保障对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人口或者收入发生变化的，应当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手续。
户籍在本市内迁移的保障对象，应当自迁移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最低生活保障迁移手续。
区民政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及时办理增发、减发、停发以及迁移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手续。
第二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对保障对象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水费补助、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帮助。
第二十三条 保障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家庭实际收入情况或者家庭人口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告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具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应当主动参加劳动部门举办的就业培训并接受推荐就业或者自谋就业；
（三）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具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应当参加其所在社区组织的公益性劳动。
第二十四条 区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和人口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核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档案。
第二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依法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安排足额的预算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不到位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在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服务工作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不实证明的；
（二）对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拒不签署同意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或者不予批准的；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故意签署同意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予以批准的；
（三）擅自改变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的；
（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的。
第二十八条 保障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情节严重的，处冒领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保障期限内家庭收入情况好转或者家庭人口减少的，不按规定向管理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九条 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限内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区民政部门给予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区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二○○四年 六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