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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规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案件协调工作的通知

法发（2006）2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充分发挥高级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一管理、统一协调的职能作用，进一步规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执行案件协调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跨省执行争议案件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的，应当在上报前，经过争议各方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庭)负责人之间面对面协商；对重大疑难案件，必要时，应当经过院领导出面协商。
　　协商应当形成书面记录或者纪要，并经双方签字。
　　二、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本辖区法院执行争议案件的事实负责。对于下级法院上报协调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核查，必要时应当采取听证方式进行。
　　三、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的执行争议案件，必须经过执行局(庭)组织研究，形成处理意见，对下级法院报送的意见不得简单地照抄照转。
　　四、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在相互协商跨省执行争议案件过程中，发现本辖区法院的执行行为存在错误的，应当依法纠正。
　　五、相关高级人民法院之间对处理执行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各自经审委会讨论后形成倾向性意见。
　　六、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协调跨省执行争议案件的报告，应当经高级人民法院主管院领导审核签发，一式五份。报告应当附相关法律文书和高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协调记录或纪要，必要时应附案卷。
　　七、跨省执行争议案件，一方法院提出协商处理请求后，除采取必要的控制财产措施外，未经争议各方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任何一方法院不得处分争议财产。
　　八、跨省执行争议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协调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形成协调纪要。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负责协调意见的落实；协调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处理意见。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决定或者裁定，并直接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2006-9-30


上级法院，且慢“联合督办”案件

杨　涛
　　　
笔者对公、检、法三机关督办案件颇有亲身体验，2001年“严打”斗争开展后，我在政法委临时成立的“严打办”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上级机关督办案件风行一时，从中央到地级市，从法院到检察院、公安局，都有自己的挂牌督办案件，成为了“严打”斗争的一种工作特色。
如今在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狂飚突进斗争中，督办案件的形式又充分运用起来了。《新京报》2月26日报道，25日上午，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办公室对外公布了首批破获的22起涉赌案件。这批案件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办。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已向相关地区发出通知，要求把这批案件作为重点，依法从快批捕起诉，从快审理。
所谓督办，从字面上理解便是督促办理，也就是上级机关督促下级机关认真、迅速办理有关事项。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措施，首先，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要有领导关系才能有足够的权威督促下级机关；其次，督办的过程也就是贯彻上级机关意图的过程；再次，在督办措施的运行中，必然要求下级机关及时向上级机关汇报有关处理的进展情况，上级机关也要经常检查、了解情况，并作出相应的指导（最高法就要求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作好指导和督办工作），这些都是一种行政措施运作的表现。对于这一措施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运用，笔者认为，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督办案件，无可厚非，因为这二个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上级机关进行督办案件，对于加快案件的处理和排除地方的干扰是具有好处的。但是，法院作为纯粹的司法机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案件督办，并不符合司法规律。
首先，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而非领导关系，一级法院不仅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个人，同样也相对独立于上一级法院，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监督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指最高法院）、工作规范和对个案的上诉案件的审理、再审案件来进行。督办这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上级法院以行政化的方式要求下级法院贯彻其意图，损害了一级法院自主审判案件的独立性。
其次，上级法院在督办过程中，不免要听取汇报、进行指导，这实际上就上级法院提前进入审判程序，下级法院的审判等同于上级法院的审判。这和人们所诟的“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制度并无区别。这使得上诉审程序虚化，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既然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案件督办不符合司法规律，那么上级法院参与到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联合督办”中，就更不妥当。
第一，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不同的职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三机关“联合督办”，实际上就是混淆各自的职权。
第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三家一联合督办，配合是加强了，但制约无形就弱化甚至没有了。经验表明，在“严打”斗争和各种专项打击犯罪运动时，由于过于强调对犯罪的打击，不免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及冤假错案的机率也大大增高，1983年的“严打”斗争，就因为过度强调“从重、从快”及“三机关配合”，留下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后遗症。因此，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越是强调要严厉打击犯罪的时候，法院尤其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做到中立、公正，避免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和留下冤假错案的后遗症。
从上级法院督办案件的背后，我们看到法院系统行政化的顽症。长期以来，法院的人事管理和案件审判，都是以一种行政化的形式来进行。法院的人、财、物并不具有独立性，都在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也存在院长审批制度，院长可以不同意合议庭的意见，将案件驳回或提交审委会讨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处理也是流行一时。这些行政制度和措施的存在，就不难理解上级法院督办案件措施的顺利出台，并在实践中畅通无阻。
从上级法院参与到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联合督办”的背后，我们更看到法院地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现实中，法院的人、财、物都在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法院的人事提拔、各种资源的获得都依赖于行政机关，那么亦步亦趋紧跟行政机关，参与行政机关发起的各种重大活动，以提高自己在行政机关心目中的地位就是法院的当然选择。因此，法院参与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联合督办”，就有利于表明自身支持行政机关活动的立场，更利于今后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　
　因而，我们认为，上级法院不宜督办案件，更不宜参与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联合督办”案件，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却是比较艰巨，甚至关系到整个司法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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